的确，古今医家都极少妄发否定“古训经典、验方成法”之言，但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造结果，却在医案中得到了某种体现。他们引用经典之说来证明自创之法的合理性，用经学家的话说，这叫“六经注我”；与古训相悖时，则缄口不言，用史学家的话说，这叫“皮里春秋”。只有看清这一点，才能了解中医学内部“旧瓶新酒”的变化、发展过程；了解医案中蕴涵的医家之“意”为何；了解医案的价值所在。
特别值得注意的，是苏轼对于源于感应论之“药物理论”的批判。在前引《东坡志林》有关“以意用药”的事例，以及欧阳修“医以意用药，多此比。初似儿戏，然或有验，殆未易致诘也”的感想之后，还有一段苏轼的反驳之词：“予因谓公：以笔墨烧灰饮学者，当治昏惰耶？推此而广之，则饮伯夷之盥水，可以疗贪；食比干之馂馀，可以已佞……公遂大笑。”
承认中医能够治病，甚至能治疗一些连现代医学都感到棘手的疑难病症，这对于大多数具有种种直接或间接感受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困难。遗憾的是成千上万乐于承认这一事实的专家学者，却无法以自己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，对这种感受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加以证明，无法对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原理、本质、“所以然”做出说明。这就是“科学的难点”。
【按】现在可能已经不是难点了，难在是否有必要或那么多钱和时间去证明
在唐代的有关文献中，可以看到“气”的应用更加医学化，形成了咒禁“六法”之一的“气道禁”一所谓“吹、呼、呵、嘘、嘻、呬”。其具体应用例如：“若唾热病，以冷气吹之二七，然后禁之；若唾冷病，以热气呵之二七，然后禁之。”②“吹”与“呵”在人体皮肤上产生的凉、热不同之感是不言而喻的，不管这种方式有没有治疗价值，但其医学意义却是极为明确的。
【按】这是六字诀的前身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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